这是一段中国抗战史上鲜为人知的故事。

在包头市档案馆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征集回来的一批历史档案中，我们有幸读到了这段历史，揭开了抗战时期发生在绥远包头一带的民族抗争、抵御外侮的历史事实。

1939年的中国，正值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的第三个年头。中国军队经过两年与日本侵略者的艰苦抗战后，在军事上已逐渐转变为同日军的对峙局面。蒋介石在同年10月29日召开的南岳第二次军事会议中指出，“我国的抗战局势，已临到胜利的一个大转机”。为此，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决定于1939年年底对日军发动全国规模的冬季大反攻。

由于各战区正规部队，武器装备不及对方，打起仗来自然吃亏，只能同日军打阵地战，还需要在敌后再辟战线，于是国民党有了组建、训练便衣混城队的计划。

1940年3月6日，国民党在重庆召开第二次参谋长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各战区和各集团军参谋长。蒋介石出席会议，并第一次提出了“便衣混城”的概念。他说：我们派人化装潜入敌人所占领的城市或阵地，或是充当伪军、或是充当敌军伙夫、挑夫、勤务兵、通讯员、向导，尤其是做向导，这也是便衣队的一种。只要我们能接近敌人，攻其不备，那么，一个人就可以发挥一连、甚至一营的效力。”“今后各参谋处应该特别增设一科或一股，派指定人员专门研究便衣队的任务和技术，并应负责训练，收效自然伟大。”“这个‘混城队’，大家不要看成‘混成队’，是混入敌军阵营或城市之内的‘混城队’，在各军选定进攻目标，发动攻势几个月之前，混入敌军城市之内，事先不必告知他们（混城队员）何时要来攻城，只令他们届时专任造谣、放火以及各种扰乱等任务，等到我军进攻时，发动内应。”

鉴于任务重大，军统局副局长戴笠直接负责组建，于4月开始，国民党各战区组建便衣混城队，每一战区设便衣混城队编练处，配编练专员一人，教官数人，负责训练便衣混城队，挑选部队士兵中勇敢机警的，予以一个月的训练，训练课程为侦查、化装、通讯联络、破坏术、策反内应、城市暴动等。混城队以班为单位，10人为一班，5到10班为一队，两队以上为一总队。对混城队派遣原则也有专门规定：5万人以下城市，派遣一班，5到10万人，派遣一队，10万人以上城市，派遣一总队。

第八战区便衣混城队编练处设在绥远五原，便衣混城队第三队、第六队、第七队派遣到包头。1942年4月，第八战区便衣混城队要组织策划一次大的“战斗战役”，并把这次行动命名为“绥包暴动”。

4月7日，第八战区便衣混城编练处向各便衣混城队传达蒋介石手令，“依限实施大规模之行动，以破坏敌伪建设，牵制敌占据点兵力，振奋我沦陷区之民气，并加深敌后之恐怖”。决定于4月20日深夜，实施“绥包暴动”。此次行动目标为：凡敌伪之首脑机关军政要员、军需物资仓库堆栈、军事建筑工事、飞机场、交通机构、电灯、面粉、自来水等公司、煤铁矿等。此次行动任务划分为：归绥城内以便衣混城队第一总队之第一、二队、第二总队之第四、八队担任暴动；包头城内以便衣混城队第三、六、七队之各一部担任暴动，并以第三队之一部专任石拐煤矿之破坏；归绥至集宁间交通沿线破坏以第九队任之，并以两班分任宣化龙烟铁矿及大同口泉煤矿之破坏。游击队郭长清、郭怀翰、鄂友三、苟子臣等部向绥包附近及平绥线一带机动袭扰，以吸引敌之兵力，予以牵制并造成敌后恐怖，各级混城队员适机潜入城市，破坏各项重要目标，达成大规模之行动效果，同时一部分混城队员深入伪军警地方团队，担任策反任务，促成敌之崩溃，而收内应外合之良好战果。

“绥包暴动”行动计划规定了行动期限：“各队均限于四月二十日之夜间各在指定地区准时实施暴动，彻底破坏所选目标，于任务达成后即迅速脱离敌区，秘密撤回，限于四月底返至河西联络站所在地集结待命。”

行动前，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傅作义分别给本战区便衣混城队各总队长、队长下达了密令：“一、率现有人员在指定时间强行混入指定地区（包头城郊、归绥城内、集宁一带），与先期混入人员密切联系，大举发动暴动破坏诸行动。二、限于4月20日晚至翌日晨完成行动任务并即刻返包站集结待命。三、以包敌军政要员、军需库栈、交通要道、桥梁设施、电台、飞机场、电灯、面粉公司、火车机厂转盘、水塔等为行动对象。四、即以运入手榴弹药包喷火具等为主要战斗武器准时发动彻底破坏之。五、下达命令应专派交通员口传以保机密。六、战斗经过及战果均于集结后专案详报傅作义。”

同样的密令也下达给了执行包头暴动的便衣混城第三队队长周玉如，命他在指定时间强行混入包头城内与先期混入人员取得联络后大举实施暴动，并另以一部专任石拐沟大发煤矿之破坏。

有情报表明，便衣混城第三队人员先期对部分伪军做了策反工作，故密令指示“尽量利用已经策动之伪军及地方团队协同战斗以造成敌后之混乱局面趁势展开行动，同时发动反攻，任务达成后，悉数赴包站集结待命”。

傅作义在给执行绥包暴动任务的便衣混城队第一总队长杨星甫及联络站站长于维欧、武振纲密电中，下达命令：一、各队一律依限强行进入指定地区大举暴动彻底破坏倘有稽误违令严惩。二、确保目的用各种手段不惜任何牺牲以求达成任务后领重奖。三、遵办情形随时报核（传至队长）。

1942年4月20日，晚间10时至翌晨4时之间，各便衣混城队人员奉令混入指定敌占城市归绥、包头、集宁等处，密运暴动所用器材，接近目标，与先期混入人员密切联系，终于发动了武力暴动袭击。

包头城内及附近之暴动:

派往包头城内暴动之第三队人员，由该队队副丁茂生率兵15名，并配合已混入城内之第六队队员王玉山、任永信等，于20日晚10时，在包头城内分期暴动，当时伪军师长常子仪住所、特务稽查长住所八间、日本人住所数间、敌工业组合库房三间、宿舍数间，先后均予炸毁，“当时即起大火，（敌）军民骚动，不堪言状”。

夜11时，深入包头附近之混城队，第七队第一班班长李胜祥带兵6名炸毁平绥铁路公积板铁道桥一座。第三班班长葛彦民带兵5名炸毁包萨电杆十三根。第五班班长张山带兵5名炸毁公积板附近公路木桥一座并烧毁铁路公房三处。包头西脑包混城队员苗富贵、马玉山、王鸿亮等将伪市公署保安队库房一间、宿舍三间及屯草约三万余斤纵火焚烧。达成任务后均于21日晚撤回河西包头联络站集结。

石拐沟煤矿之破坏：

4月19日，第三队队长周玉如率兵16名前往石拐沟，后“因病遽发不能前进”，即由队副文金明率领前往破坏大发煤矿，20日夜12时，用喷火具将煤窑七座完全焚毁，用炸药炸毁发动机一部，天桥一座，电话机一部，“当时火光四起，烟雾弥漫，毙伤矿场员工不计数矣，敌汽车沿出山口搜捕我官兵，均已安全撤回”。

归绥暴动战役经过：

第一混城队队长吴润舟率官兵于20日夜11时，将绥远电灯公司破坏，“全城即时黑暗，秩序大乱，惜投入锅炉之手榴弹未爆炸，实为遗憾”。随后，率部退至白直户村，吴润舟和副班长张敏祥、队员房步清等三人被捕，押解归绥宪兵队，其余人员除队副赵干珍率领一部返回绥远联络站集结外，“其余均失联络”。

第二队队副张明开率一部士兵于20日晚炸毁归绥西茶坊桥梁一座后，撤至台阁牧车站，又将一座三孔铁路桥炸毁。

第八队队长刘振华率兵21名，协同先期混入人员于21日夜11时许，将西茶坊伪蒙军第二集团军门树槐司令部门墙纵火烧毁该部，“（敌）官兵毫无防范，伤亡惨重，我于撤回时并将绥远车站西之二十二孔铁道桥一座彻底炸毁”。

第四班副班长王贤良率兵19名，于20日晚将驻旧城民政厅旧址之敌伪警察训练所及其附近房屋炸毁多间，并将手榴弹向警察住舍投掷，“该伪警等盲目乱窜、狼狈不堪，该队派往绥远毛织工厂暴动之班长朱士忠等，实施武力破坏后失去联系，未回到集结处，下落不明”。

第四队代理队长张振元率兵10余名，将毕克齐车站附近二十余孔之铁道桥彻底炸毁后，“即被毕克齐伪警察队许队长率警三十余，将张振元等十一名悉数扣获解绥远宪兵队”。

平绥铁路交通线之破坏：

第六队担任包头至归绥间铁路沿线破坏任务，代理队长李正举率兵20名，于20日晚，“将公积板附近之两孔铁路桥一座彻底炸毁，并炸毁电杆17根，割断电线一里许”。

第九队担任归绥至集宁间铁道沿线破坏任务，代理副队长吴守堂将士兵9名编成三班，担任卓资山旗下营福生庄等站附近铁桥破坏任务，全部于20日夜12时发动攻击，用甲雷及炸药等器材将卓资山以东之四孔桥、车站以西之十六孔桥、旗下营车站西之二孔桥、福生庄车站以西之五十孔桥炸毁，“尤以五十孔之桥更为彻底”。

第八战区便衣混城队这次针对敌伪所占城市绥包集宁附近实施的大规模武力暴动，达到了预期目标，是一次策划周密、行动统一、官兵英勇慷慨之赴死精神的战斗战役。在一份战后呈送给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傅作义的战报里，有这样的一段文字：“……发动时仅赖炸药甲雷少数手榴弹为主要战斗武器，遇有激战，则无法抵抗，尤其达成任务后，于撤回途中，器材大部用罄，故多有被敌追捕束手就擒事……各战斗队员自奉令出动，精神极为振奋，实施行动达成任务后，虽多失联络或被捕者，而各队官兵仍具坚决不拔之胜敌信念，毫无畏惧现象……”

七十多年过去了，面对历史档案中的这些文字记载，仿佛眼前飞扬着一个个鲜活的面容，中国人不屈的精神，中华民族不朽的力量，尽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