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春风拂面的3月里的一天,笔者采访了曾任中共包头市委副书记的离休干部色吉拉胡老人,话题就从1957年他初到包头时说起了。

当时包头的城区是指东河区,昆区、青山区是在兴建之中。这一年的7月25日,包钢机械总厂铆焊车间举行了包钢建厂开工典礼。一机厂、二机厂也基本建成,大批的建设者还在源源不断地涌入包头,支援包钢建设。这么多人的生活问题立即成为摆在市委、市人委面前的头等大事。年初的2月,市人委成立了“包头城市服务局”，负责组织商品流通、城市服务、供销采购,负责肉食、蔬菜等人民生活用品的基本保障工作,局长正是时年30岁的色吉拉胡。如今,已过耄耋之年的老人对当年物资供应紧张情况依然记忆犹新,他说“物资紧缺,买什么都得排队,甚至是天不亮就开始排队。副食店里卖肉的售货员竟想出一个办法,给挤在一起排队的人们后背用粉笔写上阿拉伯数字1、2、3……于是大家可以散在四处了。开始卖肉了，高声喊号:1号、2号、3号……”今天的家庭主妇没有站在菜摊前不发愁的,不知该吃啥好,根本无法想象曾经会有“粉笔写号”的故事。当然,当年的这个做法引起了群众的不满,纠正了。

为了佐证一下匮乏的物资生活的状况,很有必要补充一个细节:1957年的春节就要到了,1月23日是个星期三,市财贸部的全体党员开了一个支部会,大家都表示要简单朴素过春节。林克,市财贸部女部长，她说,她要带头少买猪肉,把全家5口人的供应量每人减少半斤，以便让其他市民能买到多一点的猪肉。读到这里，50几年前的文字了，还是那样清晰地冲击着笔者的心扉，林部长给予市民的,仅仅是这每人几百克的猪肉吗?

1956年9月15日召开的中共八大的政治决议里,提出“应当以国家市场为主体,同时附有一定范围内的国家领导下的自由市场,作为国家市场的补充……”包头人民委员会按照中央和内蒙的指示精神,根据包头的实际情况,在1957年的2月正式开放了自由市场。如此看来,前面提到的市里成立“城市服务局”应该就是在这个节骨眼上应运而生的一个机构了。自由市场上开放的只是那些小土副产品中的一部分、工业品中的一些零星百货和手工业品,粮、棉、油、煤等大宗农牧产品和工业品,依然是由国家实行统购统销进行分配,政策的定义就是:“在国家领导下的自由市场”。

自由市场开放有半年了,包头市人委对自由市场的领导与管理进行了摸底调查。有数份报告这样写道:“对市场做适当的开放，是必要的、正确的,市场变得繁荣,出现了新的气象,半年来自由市场的交易额为417万元,占社会零售额的10.75%。1957年上半年以来,在开放蔬菜市场上,取得了基本经验并保证了蔬菜供应,吃菜鲜嫩,方便了消费者购买。自由市场开放以后,同时也暴露了我们国营公司经营管理的某些毛病,如私商能进到货而我们采购不进来,私商买的是适销品、鲜货,并且便利消费者需要,早开门,晚关门,送货上门。我们是坐等顾客，态度不好,营业时间与机关办公一样。私商卖菜早上5点钟就开始了，并按菜质一日变动好几次价格,国营蔬菜公司8点半才开始营业，此时私菜商已经卖了一大半。蔬菜公司营业不好,价格很死,结果上半年经营蔬菜赔了30万元。种种事例对国营公司启发很大,教育很深。”直白、简朴的工作报告，是这么细腻地让今天的我们了解到了当年包头曾经有过的社会生活状况。

和许多新生事物一样,包头开放自由市场以来,在改善物资供应的同时,也出现了新情况、新问题。诸如,掺杂使假、缺斤少两、坑蒙拐骗偷税漏税之类,更有五花八门者:有冒充牙医拔牙挣钱的,给顾客拔牙后使其血流不止,晕倒在地;有位妇女买了假打虫药,服后上吐下泻竟导致流产;饮食公司会计科长买的去胡须药膏烧坏了皮肤,住进了医院。

成立于1957年2月的包头城市服务局,所做工作就是为城市居民企业职工的基本生活提供物资保障,到次年12月撤销。它以一年零十个月的服务职能,见证了包头城市物资匮乏、人民群众生活必需品紧缺的状况。

时任该局局长的色吉拉胡后来在他的“口述档案”里做了这样的回忆:“肉少,每人定量不说,质量也次,羊肉从伊盟调拨进来,没有黄河大桥,只能在黄河封冻前运活羊过来,没草没料没冷库的,等到上市供应时,有的瘦羊宰杀后,一张报纸就能裹过来。猪肉是从哲盟等盟市调来的活猪,食品公司就成了临时养猪场,一大片活猪挤在那儿,影响膘情。后在青山区建了个小冷库,能保存一部分生肉,大部分还只能靠冬天放在室外冷冻储存,转年到了三四月份,保存不住要化了、坏了,报请内蒙,指示降价处理,食品公司辛苦一年,还得赔个几百万”,可见当年条件有限,保障市场供应何其难!

即使是在这一年的2月份,包头开放了自由市场,生猪、羊肉也属国家统购统销的商品,不允许私自购销。有商贩和从事商业活动的农业社社员在市场和街坊里以每斤8角、9角、甚至1元以上的高价出售白条猪肉,则被认为是投机倒把的非法行为。据档案记载:“固阳县色气乡的杨从保、杨四二人,贩来67只活羊在市场公开出售，还有一些机关团体等伙食单位派人到乡村或通过从事贩运的商贩和农民收购生猪400余口，而食品公司在同一时间内只收购了300余口(生猪)”。当年文件对此行为措辞严厉:“不仅是对自由市场有很大破坏、扰乱，影响国家统购统销任务的完成,并且是违反和破坏国家政策法令的恶劣行为,对这种不顾国家和集体利益的犯法行为必须给予适当的制裁。”

但同时对农民的多种经营和对土副产品的生产似乎宽容、开放得多。“通过分等论价的价格政策,刺激了鸡、鸭、蛋等品种的生产,东河解放菜园上一年养鸡 200只,这一年发展到1200余只。机关、团体、职工家属养鸡、养猪也很普遍。农村曾一度停产的小土产、中药材等,开始恢复了生产”。

自由市场开放后,有关部门认为包头无证商贩有两千多人。在对东河区初步摸底登记后显示，该区有所谓黑商1082人,分别为说书、木偶戏、杂技、卖假药、行医、拔牙、修车补胎、蔬菜、瓜果、食品等41个行业、少不了还有一些赌博业,诸如“打糖”“套圈”等。当然,这些人不光是包头本地人,更多的是来自全国各地,湖北、宁夏、北京、东北、河北等地，且成份复杂,游民、灾民,失业、无业人员,无户口可查,流动性大,市场十分混乱。个别地区交通堵塞,妨碍市容，有市民批评说“包头市容同农村一样”,甚至有的商贩不服从管理竟殴打、辱骂管理干部。这样,不但对刚刚开放的自由市场管理构成难题,也对社会治安带来隐患,刑事犯罪和盗窃分子也有增加。

包头市人委在开放自由市场半年以后,组织相关部门对全市自由市场的现状做了调查摸底。此次工作结束后,拿出解决办法是:不能简单地关闭市场、驱逐商贩,而是要看到之所以有这么多外地无证商贩存在，反映出包头市场小商贩少,这部分人还是起了一定积极作用的。可根据市场的需要,准许他们继续经营并发给合法证照,由主管公司组织他们成立并加入联购联销或联购分销自负盈亏的各种合作组织,以便很好地教育和管理。有些无证商贩有其他生活出路不做买卖也能维持生活的，可以通过说服教育动员他们停止营业,对其他外区人员,劝返原籍,对此次取消营业资格的商贩,劳动部门酌情安排做别的工作,不能让其失业。

50多年前类似大禹治水般地疏堵相宜的城管措施,即使是在今天,也算得上是大智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