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8月12日上午，出席包头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185名代表听取了市长李质代表市人民委员会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报告第三部分的题目是《关于人民生活问题》，用很大篇幅报告了包头的民生状况：人口、住房、工资、消费、就业、救济、教育、医疗等，涉及到医疗卫生工作。李质市长报告的原文是这样讲述的：“.....在卫生保健事业上，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全市的卫生医疗机构由1949年的1所，增加到99所（包括国营企业的医疗机构）；卫生技术人员由1949年的37人，增加到1823人，增加了55倍；医院的床位也由1949年的80张，增加到1215张，增加将近15.6倍。同时正确地贯彻了中医政策，发挥了中医的积极作用。”

这年春天，全市开展了群众性爱国卫生运动，凭着71辆马车和两辆汽车，清除垃圾两万多吨，全市的卫生状况有了很大改善。市委、市人委听取卫生工作进展情况汇报，指出必须大搞群众运动，要灭病必须搞好环境卫生，指示街道办事处要配备卫生干部，市人委指示：“可由卫生局从清便队中调剂出部分人员充实基层，各区在不向国家要钱的原则下，根据需要也可适当增加一些卫生人员”。

东河区人委组织全区群众开展药物灭蝇、杀蛆工作，以防止夏季肠道传染病的发生。驻区许多单位如饮食总店、食品专业社、酿造厂、粉条厂、市中级人民法院、东河区人民法院，市委干校、内蒙古第一工人疗养院等都响应政府号召，清理环境卫生、消灭室内外蚊蝇，全东河区卫生面貌焕然一新。

解放已经8年了，但历史上包头曾经发生过的1917年的鼠疫、1931年夏季的“虎烈拉”（一种可致死的肠道传染病）让年长者胆战心惊的记忆犹在：1931年鼠疫，包头、萨县是重灾区，人口聚集的包头留人店、慈人沟带贫民窟疫病最甚，有文字记载：“乡间行路者，每至中途患病，未及几步即倒卧道旁不起，四野死尸枕籍，行人不敢出门。”全家几无幸免者比比皆是，萨县一家大户，27口人，一日之内，亡26口，仅剩一女子苟活下来。次年春，疫病平息。

1931年，“虎烈拉”疫病，主要流行在包头城区及近郊乡间，尤以人口稠密的财神庙、南圪洞带，患死者众。有统计数字，疫病最烈时，全城每日亡故80多人，“城内各木作坊积存之棺木，售卖一空，死者家属皆以储衣之木用之，全城嚎哭之声，此起彼伏，路人绝迹，邻里互不往来，全城为恐怖气氛所笼罩”，其状惨不忍睹，可见一斑。

54年前，有一份官方文书档案这样告诉后人：解放后的1957年，包头卫生医疗事业已经从根本上变了样，人民群众的卫生、健康水平在不断提高，政府提倡灭“四害”、消毒、预防注射，一般流行性疾病逐渐减少，鼠疫、虎烈拉等疫病已绝迹。用市长李质的话说就是“党和人民政府对全市各族人民的生活做了极大的关怀，因而他们的生活获得了显著的改善和提高”。

还有来自民间的声音，似乎也能印证上述说法。

一位解放前住在“死人沟”——解放后改称“ 慈人沟”的居民叫霍秃小，他说，解放前的“死人沟”是个活人多、死人也多的贫民窟，东西两个小沟挤满了约800口人，饥寒交迫的人们，冻死、饿死、病死，“死人沟”由此得名。霍秃小从小丧父，以乞讨为生，解放后他参加了人民军队，1957年转业到了建筑企业工作，他目睹“慈人沟”今昔，逢人就讲“死人沟”的苦难、“慈人沟”的巨大变化，末了，还要发自肺腑感慨：“慈人沟的居民感谢共产党，要不是共产党和毛主席的好领导，我的骨头早就没有了”。

焦换清，慈人沟另一位居民，解放前他携妻带子，一路乞讨，来到“死人沟”贫民窟，全家过着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生活。解放后，政府组织起生产小组，打“衬子”，焦换清每月能有40多元钱的收人，还当上了生产组长，全家生活一天比一天好，全组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吃水不忘掏井人，咱穷苦人翻身，全凭共产党”。